据北京日报、北青网等媒体今年4月20日的报道：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丰台区万泉寺村、北京三环路地下约7米深处，成功发掘出三艘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古沉船，这是北京地区首次系统性发掘古代内河航运遗存，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发现很可能将直接改写中国北方水运史与京杭大运河起源方面的某些认知。
新出土的这三艘被命名为“永定河一号、二号、三号”的古船，经碳14检测发现其形成于东汉末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而且三艘船舶所发现的地方，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码头，不但有运货通道，其设计也十分适合船舶停靠，体现了古代成熟的航运设计。
通过对这这里的考古发掘，逐渐让人发现这三艘千年沉船更像是钥匙，打开了一个被大多数人误解的真相：京杭大运河的全线开通时期并非始于隋炀帝，而是早在东汉末年就已实现全线通航。
很多人印象里，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的超级工程，所以全线贯通于隋朝时期。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却并不一定是真的，因为这该说法并没有全面观察京杭大运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全貌。
而此次永定河沉船的发现，以10个“官”字烙印、9个水密隔舱、北方最大同期古船三大实证，把北京地区的官方漕运史、中国水密隔舱及中大型木船的造船史，一并向前推进数百年，也让东汉末年由曹操主持开凿的平虏渠、利漕渠等北方运河，从文献记载变成可触摸的历史实景，清晰勾勒出大运河从东汉雏形到隋唐鼎盛的完整脉络。
北京三环路下永定河此次出土的三艘沉船中，永定河二号最具颠覆性。它长达14米、宽2.5米，保存最完好，船身采用榫卯、木钉、金属钉铆合的复合工艺，远超北方同期其它已知木器水平。
最关键的是，空梁与外板上留有10处篆体“官”字烙印，确凿证明这是官方漕运船，而非民间小渡船、小商船。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汉晋时期北京水运只是民间短途运输，不成体系，但这10个“官”字直接推翻定论，说明东汉末年的古永定河，已经成为由官方主导的规模化运输的漕运航道，作战时期，大量的军需物资可从中原运到这里，供给部队打仗使用；和平时期，粮食、铁器、布匹等生产生活用品可经此航道送入幽州城及附近地区，支撑起北京从边塞城邑向北方重镇转型。
更改写造船史的是，二号船拥有9个独立水密隔舱。这项被视为中国古代造船巅峰的技术，此前学界认定最早出现于唐代海船，如今汉晋沉船实物出土，将这项发明提前近600年，也印证了当时北方内河航运已具备长途、安全、规模化的航行能力。
三号船则长15米、宽约3米，是目前北方发现的体量最大同期内河古船，这种大船不可能只出现在永定河河道，而且古时候京津冀一带航运状况要比南方落后得多，这样的大船在北方自主建造的可能性较小，大概率是中原或南方的船舶经运河航行到了这里。
永定河水系并不算大，这里在东汉末年出现官方漕运，也说明它并非孤立存在，三条十余米长的船舶同出于永定河故道，也足以证明永定河水系在当时已经是连接河北与中原的水运动脉，堪称北京运河史的开篇。
要知道，这三条木船出现的时间又恰好与东汉末年曹操主导的北方水系大贯通形成完美呼应，或可共同坐实京杭大运河东汉末年已全线通航的结论。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从来不是某一朝一次性挖成，而是历代疏浚、连通、扩建的结果，隋炀帝只是集大成者，而非开创者。
史料记载中，京杭大运河最早的开发时间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的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水系，这被认为是京杭大运河的起源。
之后不到一百年，连接钱塘江和长江的江南运河也开通了，至今仍是两江之间的航道干线。
而在公元前360年，由魏惠王主持修建了鸿沟，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人工运河，以大梁（今河南开封）为中心，西起荥阳引黄河水，东南经颍水入淮河，首次形成黄淮之间的水运网络，它后来也成为项羽和刘邦楚汉相争后期的分界线，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指的就是它。
这些都说明，在先秦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黄河以南部分就已经通航了。
到了东汉末年，曹操为平定北方、北征乌桓与辽东，以朝廷的名义启动了黄河以北大规模运河工程，一步步打通了南北水运命脉。东汉建安九年，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下令在河南浚县黄河故道筑枋头坝，遏淇水入白沟，将天然河道与人工渠连通，形成最早的卫河雏形，打通黄河与河北的漕运通道，河道先称白沟，后称卫河。
建安十一年，曹操又下令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沟通滹沱河与泒水，河道大致相当于今南运河，让水运从黄河流域一路向北延伸至天津、北京一带。
而泉州渠渠南起今天津海河，北通蓟运河，因渠首位于汉代渔阳郡泉州县（今武清城上村）而得名。该渠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引水向北经泉州县、雍奴县，穿越沼泽地一百八十里，最终注入鲍丘水，汇合处称“泉州口”。泉州渠与平虏渠共同构成曹军北上水道系统。
建安十八年，又下令再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完成黄河、漳河、海河等水系的整合。至此黄河以北直达北京、天津的主干水系，通过人工运河与天然河道以全面贯通。
北方水系此时贯通的同时，黄河以南更是早已形成成熟运河网络。早在春秋战国，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战国魏惠王开凿鸿沟，连通黄河与淮河支流；东汉时期，汴渠、阳渠持续疏浚，洛阳至江淮水路畅通无阻。也就是说，在东汉末年，南起钱塘江、长江、淮河，中经黄河，北至海河的南北水运大通道已全线拉通，人工渠与天然河无缝衔接，漕船可全程通航，这正是京杭大运河的最早雏形与先声，比隋炀帝大规模修整早了近400年。
隋炀帝的历史贡献，在于对这条早已贯通的航道进行全线拓宽、裁弯取直、加固疏浚，以洛阳为中心，形成更规整的隋唐大运河，向西可达长安，向南可达杭州，向北可达幽州，其工程量巨大、影响十分深远，才让后世误以为大运河始于隋朝。
如今北京永定河汉晋官船的发现，恰好补上了最关键的实物拼图：曹操开凿的平虏渠等北方运河，不是临时军事通道，而是常态化官方漕运体系，古永定河就是这个体系最北端的核心航道之一，三艘官船可视为最直接的物证。
三号沉船中那具呈现挣扎痕迹的年轻女性人骨，更让这段历史有了温度。考古学家推断，三艘船当时很可能在避风水湾维修，但当时可能下了暴雨，突发的永定河洪水将三船瞬间掩埋，一场无史书记载的灾难，就此被黄土封存了1800余年。
三艘木船和船上的事物诉说着东汉末年北方水运的繁忙与脆弱，也让我们明白，那些穿梭在永定河、平虏渠上的官船，不仅运输物资，更承载着北京城市崛起、南北文明交融的厚重历史。
如今再看京杭大运河，我们应当修正认知：它不是隋朝的“一次性工程”，而是跨越千年的接力建造——春秋开邗沟、东汉通南北、隋唐大扩建、元代裁弯取直终成如今格局。
北京三环地下7米的三艘古船，没有惊天动地的铭文，却用木头与烙印，默默证明：早在东汉末年，那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水运大动脉，就已在华夏大地上奔流。
这也体现了考古的力量，它能从泥土里打捞被遗忘的真相，让我们看清一条河、一座城、一个民族的文明根系。永定河的水声早已远去，但那些沉在地下的船，依然在告诉我们：北京的运河史，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时间早了近六百年；中国大运河的灵魂，早在东汉末年，就已注入南北水系的血脉之中。
消息来源：北青网4月20日报道《丰台汉晋沉船遗址新发现，揭秘永定河底千年密》https://m.toutiao.com/is/ssA-ya1ONtQ/ ssA-ya1ONtQ` :4pm igT:/ q@e.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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